杨建波：写在应山一中75届高二（2）班 学生毕业50周年际

亲爱的应山一中75届高二（2）班的同学们：大家好！

盛情难却，却之不恭。缺席今天50年班庆的盛会，实在遗憾！ 说道歉也不能消解心中的疚意！

虽然应山县早已改为广水市，但我还是习惯称其为应山。应山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起点，更是我教育生涯的起点。整整十年，我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贡献给了应山，因而我对应山也情有独钟。

本应1968年6月大学毕业的我，因文化大革命，延迟至12月毕业。1969年元旦，我和同届的四位男生来到了当时的孝感地区应山县城郊区北斗公社寨坡大队4小队插队落户，所谓插队落户，即在生产队当农民。应山十年，我真正地当了一年农民，除了犁田和挑草兜外，其它什么农活都干过。农忙是最辛苦的，插秧，又是农忙中最辛苦的活，尤其是应山这样的双季稻地区。社员们把我们看作是“毛主席 ” 派来的“同志”（因为我们是大学毕业生，属拿工资的知识青年），故我们事事须走在前面，因而格外辛苦劳累，也因而多次得到大队与公社的表扬。一年后，大队调我到大队办的戴帽小学任教，教五年级的算术和初中一年级的语文（农忙时节仍回生产队参加农忙）。所谓戴帽小学，即小学附设一个初中一年级班，学生的课桌和凳子清一色是泥巴搅和稻草做的土桌土凳。一年后我被调到了城郊区同兴店公社初级中学，一年后又被调到了广水镇高中。1973年9月秋季开学之际，我来到了应山县一中，至1978年底，我在县一中呆了约5年半。应山九年的中学教学实践，为我日后从事大学教育作了厚实的铺垫，打了牢固的基础。当年我曾在寨坡大队的礼堂上过孝感地区教育局主办的观摩课，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也是第一个教师节，我又在应山县剧院主讲了应山教育局主办的全县的公开课，一头一尾，我为自己的应山教育生涯画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1979年元月，我回到了母校武汉师范学院。我从最基层的大队小学起步，直到成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走过了漫长艰辛的探索之路，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也总算没有虚度此生。

应山一中的五年半经历是难以磨灭的。文革时期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学们一定还记得去三台山开荒的情景。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女老师，虽然孩子幼小，但我从不以此为借口，5年中就背着背包去过13次，是全校女教师中带学生去三台山次数最多的人。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打起背包迈开双腿，点燃干柴煮饭炒菜，铺上稻草席地而卧，整天挥舞铁镐与顽石较劲，虽然艰苦但也其乐融融。也就在这单调枯燥的劳动中，老师与学生的界限模糊了，而理解却加深了，情谊却加深了。一次铁镐挖到脚背上，幸亏那一镐使力不是太猛，但脚背还是流血不止，不记得是哪两个同学扶着我一瘸一拐到部队的医务室打破伤风预防针。劳动结束后，李光钊老师用自行车把我从三台山带回学校。

在应山的学生中，我对高二二班是最熟悉的，高二二班的同学对我也最亲。班长刘红隔几天就给我写一小段颇具诗意的祝福和问候，给我讲解她的做人和养生之道，让我觉得很温馨很亲切；才子陈华每逢佳节也必有问候，他的画能给人一种惬意的审美享受，他的文有一种穿越历史的沧桑之感，都足以登大雅之堂；服装专家毛立辉经常参加各种服装研讨会，是研讨会中的重要嘉宾，他每天给我发一张写有哲理文字的图片，让我受益匪浅；光纤传感技术教授何伟是一个思想家，他不苟世俗的见解深刻又睿智，常可使人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打开脑洞。不是每个老师在与学生分别50年后还能被学生记得，也不是每个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能超越师生变成挚友，从这个意义上看，我是幸运的、幸福的。

我感谢应山，她使我看到了农民的艰辛与朴实、农村的落后与潜在的活力、口中粮食的不易与宝贵；我感谢应山的学子，他们使我初尝了当教师的甘甜，积累了最初的经验，坚定了我作一辈子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信念。  

岁月如梭，光阴荏苒。谨以此短文向半个世纪前的学子汇报，弥补我不能亲临50年班庆的遗憾！

祝同学们家庭美满、健康长寿！

                                      2025.5.5. 草成，5.7.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