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波会长：民国时期的大一国文为什么49年后取消了？
“1953年，我国高等教育十一大类共设置215种专业，到1983年，增至1039种专业，是1953年的4·8倍”。③需要强调的是无限增加的主要是理工科尤其是工科专业，“无用”的、“危险”的文科专业在高校不增反减。及至“文革”后期，流传一种说法：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主要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意思就是文科大学不用办了。这说法体现的依然是50年代院系调整的精神。著名的文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中就被撤销了，被解放军二炮占了。近20年来实行文科院校与理工科院校合并，重新创办综合性多学科大学，便是对当年院系调整的一种否定。但是学校是“综合”了，专业依然狭窄或更加狭窄、强调实用、强调速成、强调与市场对接、与经济建设对口的“工科思维”、“工程意识”，至今还顽固地占据着党政部门及教育管理者的头脑，并且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下，更有甚之。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思维不仅在指导着理工科教育，也渗透到文科教育中，以致造成在研究生迅速扩招的形势下，许多“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的状况，不管是理科还是文科都是这样。“有一次一位德国教育家到北大访问、讲学，北大为他配备了一位德语研究生做翻译。他讲到洪堡的教育思想时，北大的这位被老师当作优秀学生的研究生居然不知洪堡为何许人也。场面相当尴尬。这位研究生向对方解释说：‘我是学德语的，不是学教育学的。我们的教材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德国教授大吃一惊：‘研究生怎么能够完全依赖教材？研究生应该自己研究啊！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怎么能不了解它的文化呢？更何况贵校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很多都来自洪堡。了解洪堡，不也是了解贵校的传统吗？’”④这个例子生动地表明，我们从苏联那里继承下来的“专才教育”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通才教育”在观念上和人才培养模式上存在着怎样的差距！缩短和消除这种差距是多么急迫！
这几年，以应用写作来取代大学语文似乎成了许多学校教学决策部门的选择。其理由也多如有些学校的教务处长所说：大学语文的人文、欣赏、陶冶没用。学生需要的是与市场和就业挂钩的应用写作能力。遗憾的是不仅学校的“官员”，有些普通老师，也持大学语文“无用”的态度。杭州外国语学院一位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女教师说：“大学语文有啥用啊”！这恐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在功利主义的泥沼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希望迅速看到教育的‘成果’。教育变成了急功近利的一项投资。”⑤如果说，50年代的急功近利是基本于共和国刚建立，急需一批实用性建设人才的话，那么现在的急功近利就完全是只顾眼前，不顾未来了。在每个人都急于求成的心态下，应用写作成了“功利教育”、“实用教育”与“速成教育”的一个棋子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种大学语文 “无用”的观点，显然是从50年代“专才教育”而来的，是“专才教育”合乎逻辑的延伸，属于院系调整的遗产。当年院系调整就是从“有用”“无用”出发，把综合性大学缩小成工科学院（有学者认为，院系调整之后，中国没有大学，只有学院。五六十年代兴建的高校，多是些单科工学院）再以是否“急需”为标准，设置无数小专业。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经济建设“无关”的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民国时期的大一国文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了，正如当下将实用的应用写作来取代陶治人的大学语文一样。
注：
①（杨东平《走向公共生活的教育理论·中国教育：人文价值的流失和重建》北师大出版社2009年7月，26页）
②（丁东 王彬彬等《大学沉思录·教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作者喻希来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5年1月，78页）
③（转引自杨东平《走向公共生活的教育理论》北师大出版社2009年7月27页）。
④⑤（丁东、王彬彬等《大学沉思录· 北大与哈佛》作者余杰 广西师大出版社 2005年1月155页）
2016、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