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明：那时十四中的静好岁月（节选）

一九七五年，我还在一个山脚下的校园里读中学。那个时候通常只上半天，剩下的半天便在大街上跑邮局杂志门市，已经盯准是哪天几点是送来越南、朝鲜或阿尔巴尼亚的画报时间。尽管有时是原版看不懂字母，但那黑白彩页画片也足够看上十天半月。把画报上的美人儿跟院子里的女孩子比划着看，说这个像你，那个像她。她们听了拼命推辞。过一会儿，她便来借去自己看。借去看的时候还要借口是看看别的什么，听了这话心里也很得意起来。看多了图片，剩下的时间是捉摸那上边的五线谱，用简谱转化为可以上口的歌声。夜深人静蜷缩在床头，半导体收听美国之音和平壤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乡村摇滚睡在夜深床头听不和谐，所以更多的是听抒情缓慢的平壤歌声。好几次听到从画报上熟悉来的歌声从星空中传来，那心中的激动便化为夜不能寐。

 

    那个时候仿佛并不觉得孤独，学校老师、电台报纸，还有那么多的汇演和活动安排了一切个人的时间。女孩子们单看谁表现最惹眼，于是男孩子们都把自己打扮得雄心勃勃。办墙报、写新生事物的诗歌、无线电小组，还有学习马列小组。一切都像学校后山上的人工养育的树林，一颗一颗排列得十分紧密，茁壮成长。即便剩下的时间里，风吹树梢唱出一支电影歌曲，也能沉浸进去一个星期甚至更多时光。星夜在校园的足球场上嬉笑漫谈，谈电影、谈体格锻炼，边谈边唱出歌声。一个一个都走光了，回到家夜深人静，拧开电台中遥远的召唤，异国的音乐和歌声叫无名的憧憬从心中永久地升起。遐眠于歌中，配合着画报和电影上珍藏的图片记忆，掺合着冲动的想象，心中期待门外传来女同学叫唤声。多么希望，有一个紧急的学校活动安排。套用王蒙所说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一要革命，二要爱情”，现在想来，这就是朦胧版的革命与爱情的学生生活。

 

    记得，那一天下午比较晚了，从同学家出来。一个下午两个人，加上他的弟弟，在那个二楼木地板窗台前。三人并一排，自我陶醉地演绎了平壤广播电台的男声小合唱。词曲是自个儿重新搭配，唱起来上口又响亮：“金浪随风起伏的田野上，战士们崇敬地放声歌唱……”从坡子上一身旋律地回走的时候，在红砖房、灰砖房这些老房子之间，空气中居然传来一曲接一支的朝鲜歌曲，断断续续。驻足聍听，歌声来自远处高音喇叭，有十分绵邈的远，但也马上听出那是画报上见到的朝鲜歌剧《血海》的内容：

 

    北斗星在遥远的天边闪光

    慈父领袖啊

    您在什么地方

    ……

 

    歌声随风，时近时远，一支凄美的女声，歌声中充满了如祈如祷、如哀如怨的虔诚。那时刻，有一种透明的充实，填满了房屋、山坡和树林间的空气，也填满了激情扩充的心房。真是的，那个时候就那么充实，一套军色的确良套装叫我幸福了满满一年。后来说什么青春孤独，还有革命专政的窒息、对自由渴望和存在加虚无，好像根本没有这种感受。前天，我的叔叔回汉祭扫清明，从石门峰回来吃饭的时候，健谈如飞，谈的都是他文革中的事情。他曾经是那一年周恩来接见湖北知青的受见代表，后来也是湖北省知青学毛选的典型，发言在省党报上占了三版的大半个版面。其实由于出身，叔叔曾吃过许多苦，但谈起来那时，仿佛苦不见了，都是些眉飞色舞的东西。

 

    今天，是什么时候开始？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在公元前六世纪提出的“轻”“重”问题，成为了人们反思生活、衡量人生的热门话题？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光明、黑暗；优雅、粗俗；温暖、寒冷；存在、非存在。其中一半称为积极的，另一半自然是消极的。哪一方是积极？沉重呢？还是轻松？巴门尼德回答：轻为积极，重为消极。可是，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不这样认为。他问道：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

 

世界太大，我只能从我自己的感受说事情。从山下的中学毕业以后，我便有了将近三年之久的闲居待业时光。没有了负重的历史使命感，便可以成天游荡在巷尾街头。这个虽然惶恐，但毕竟读过高尔基的“童年三部曲”，知道年轻时的游荡并不从我开始，游荡仿佛于《童年》，犹如《在人间》，等于是《我的大学》。思想、知识和心理上已经有垫底，所以，校门外很快找到自己的心理位置。那时候我可真是自由浪漫，自由浪漫垫底于对高尔基的记忆，高尔基的状态便是我的生活状态：可以翻砂车间打工，四十元零五角一个月工资；也可以出门远行，在铁道线两端的亲戚间穿来穿去；还可以跟陌生人交朋友，电影院卖飞票那女孩子递过来一张票，陪看了一场电影，出门硬是不收我一角五分的电影票钱；跟着同学家一住十天半月逛遍了城市每一个角落，随便一个敷衍，家人便不问津。这一切，叫我仿佛在俄罗斯内河的轮船上，看沿河两岸的风景，那风景是夜色朦胧中的桦树林，林中传来星星篝火和迷醉入痴的伏特加味歌声。

 

……

 

（原名《3.血，一种让所有生物恢复野性的物质》，节选自《不到云端无写作》，何立明 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