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误区

内容提要：大学语文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角色定位。我们现在的定位侧重于“国学说”与“文学说”，是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了。我们语文教师应该是国际现代文化的拓荒者，不是“国学”传教士。语文教育必须走出传统文化阴影，直面现代化、直面国际化大趋势。语文能力与工作能力结合的领域主要是办事能力，特别是办公能力。在办公能力上又要特别强调思维方式与语体应用能力的培养。培养理性思维、逻辑思维能力就成了我们大学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培养学生的语体感受能力与语体应用能力也是矫正不良思维习惯的方法之一。文艺语体、事务语体、科技语体三种语体的实际应用具有交叉性，但有主次之分，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事务语体与科技语体经常结伴而行，他们的基本表述格式是：目的——任务——方法。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模糊的问题精准化，把预期的问题可行化，把言语表达淳朴化。

关 键 词：大学；语文；国学；文学；思维；语体

大学语文的开课现状很不理想，学校不重视，领导不支持，学生厌学，老师厌教，危机深重，令人堪忧。症结在于大学语文在民族传统教育与传统文化定式中缠绵悱恻，严重地脱离了国际现代文化教育实际。

大学语文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角色定位。准确的定位能突显它存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有生存的价值你才能被重视，你才有合理发展。我们现在的定位侧重于“国学说”与“文学说”，是不准确的，是自己把自己边缘化了。大学语文一定要努力走出这种传统文化惯性带来的定位误区。

（一）我为什么不支持“国学”主导说

中国儒教网站站长慕朵生撰文说“儒家仁行天下”“不主流，毋宁死”。慕老板之言其实是对自“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100年的否定，是“鸭子死了嘴巴硬”。“国学”不是没有精华可取，但糟粕过多，鱼龙混杂，我们对此一定要有自知之明。我们语文教师应该是国际现代文化的拓荒者，不是“国学”传教士。语文教育必须走出传统文化阴影，直面现代化、直面国际化大趋势。“国学”大多是“克己复礼”“不违祖制”“三纲五常”“君贵民贱”这一套，意识形态唯我独尊，从来不讨论现代化问题，更不会讨论国际化问题。

清代大儒龚自珍在他的《定庵续集》里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有史为证，“希波战争”的后果是波斯帝国占领了希腊，但侵略者大流士一世却把希腊文化当做战利品来享用。罗马人发动“布匿战争”之后，地中海成了罗马的内湖，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但从文化角度讲，则是希腊人征服了罗马，罗马成了西方希腊化进程的助推器。希腊半岛除了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出了一次历史风头外，直到今天的债务危机，历史一路走来，它多数时候都处于一蹶不振、辉煌不再的状态。这说明，文化的生命力与国家的兴衰不能简单地扯到一起，今天的普世价值中大多都是古希腊文明的进步遗产。一个强大的文明是有生命力的，不可战胜的，他是国际财富，不是哪个国家的私有财产，希腊人在这个问题上从来不自闭，从来不自傲，也从来不吝啬。就算是龚自珍先生自己供职的满清政府，也不是“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满清入主中原，中原文化没有被满化，倒是满人被中国化了。满清政府也没有大举灭史，而是大修《四库全书》，举国上下，四处分藏，先是手抄，继而刊印，还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于世界。

在世界上，欧洲人基本是反叛历史的，历史进步的步伐较快；印度人是淡化历史的，笃信神灵，迷信深重，罕有作为；只有中国人是拘泥于历史的，2000多年总是裹足不前。摒弃历史文化糟粕不等于亡国，克己复礼才是亡国之道。国家这个概念面孔繁多，春秋战国、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亡了又建、建了又亡，似乎谁都没有在乎过改朝换代的问题，人民在乎的是幸福指数。没有人权的国度，没有自由的国度，没有民主的国度，没有温饱的国度，没有幸福感，谁都不稀罕！并不因为你亡了，民族精神也会同时消亡，对于历史会全民失忆，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中华民族不乏优秀的文化遗产，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与世长存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誓就职的时候就援引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强调应将这种不朽的智慧应用到今天的工作中。优秀的文化遗产你不去主动传承，天下人也会传承，这一点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更不要居心叵测地危言耸听。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是抹不掉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一定具备传承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支撑现代社会的是国际现代文化，由普世价值构成的全球叙事语境。前不久，意大利人宣布废弃罗马数字，与“民粹”“国粹”决裂，这是很需要勇气的。全球化运动使跨文化交流频繁发生。跨文化交流既不能是我们古板型的“之乎也者”，也不能是本土型的“甲乙丙丁”，更不会拿繁体字孤芳自赏，人们一定会以最普遍的、无障碍的交流方式进行，这便是国际现代话语体系。腐朽的文化只能遭遇自然淘汰，优秀的文化从来不怕“强拆”！有人声称：要一个民族灭亡，首要方法是让它的史观消亡——践踏民族历史，解构民族文化，涤荡民族自信，破坏民族认同。反观希腊文化，就知道这是一派胡言，甚至可以认为是在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蛊惑民心，是别有用心的，其目的在于抵制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东西共有，全球共建。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视中国和谐文化为瑰宝，深得“和而不同”之要义，创造性地提出了“多级均衡”论，是中美建交的得力推手。“和而不同”在中国仅停留在感性层面，拿到基辛格那里就上升到了理性高度。正所谓中国人造火药，用来玩烟花爆竹，西方人搞拿来主义，玩的却是机枪大炮。我们也搞拿来主义。据考，先秦时期的青铜器技术是从中东引进的，我们玩得炉火纯青；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仅“德”先生“赛”先生深受欢迎，就是在生活层面，西装革履、牛仔服饰也备受追捧。

文化超越国界，互相浸润渗透，输出输入，在世界进步史上十分正常，往往是利弊相兼，需要当事国有足够的文化识别能力，不怕戴“洋奴”“汉奸”的帽子，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当年苏联通过共产国际输出革命，迎合了劳苦大众愤世不平的心理心境，许多贫困交集的东方国家民情激荡，致使为数不菲的左翼知识分子极度亢奋，神魂颠倒，照单全收。其实，斯大林主义不过是披了一张马克思主义的羊皮，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专制”狗肉。究其根源，牵涉到基督教。基督在传播福音时宣扬善恶二元对立论，世人竞相选边站队，产生了惩恶扬善的浩大凝聚力，基督教因此有机会发展成为世界宗教。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心领神会，将善恶论根据经济学原理略加创意，便改造成阶级斗争学说，整合了劳苦大众这一人多势众的阶级斗争力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全球性革命势力。德国的希特勒近墨者黑，在二元对立论上的表演更为拙劣，干脆结合德国国情实际，把矛头直指财产富裕的犹太人，在法西斯道路上近乎裸奔，居然一呼百应。伪装也好，裸奔也罢，前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也称苏联共产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称希特勒纳粹党），以及他们的派生旁生系统，包括一党专制的中国蒋家王朝、后蒋家王朝、朝鲜金家王朝、柬埔寨波尔布特、伊拉克萨达姆、利比亚卡扎菲……尽管这些魔头各有创意，其实是一丘之貉。由于他们强势地话语介入，语文界深受染指，成了页页泛红的红书。不过，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拨乱反正，近些年来的诸多大学语文版本进行了漂洗褪红，十分成功。像鲁迅这样的语文教材主角也风光不再了。但遗憾的是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小、初、高、大各级各类语文版本无一例外地加重了所谓“国学”色彩，儒家思想又开始沉滓泛起、死灰复燃。普世价值是国际现代文明，不是西方的特产，也不是西方的专利。面对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的价值输入，中国的新儒运动又开始顽强地表现着传统的“君子”风范：绝不吃西方人的“嗟来之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可悲可泣啊！

只有普世价值才能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抱残守缺，敝帚自珍，倒行逆施，抵制文明，那才是弱国、亡国之道！语文教师决不能做了腐朽传统的炮灰。

（二）我们也不能支持“文学”说

文学只是我们教学语文的一个方面的素材，不是全部，也不是主流。不错，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面对中世纪的黑暗，文学的启蒙价值举足轻重。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代，普世价值的系统崛起，使西方告别了启蒙时代，进入了价值体系的成熟期。通识教育可以影响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语文是实施通识教育的主要途径之一。就语文的通识教育功能而言，我们受文艺复兴运动以及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感染，往往夸大了文学的作用，从而忽略了工作素质的培养。文学的典型作用对于读者来说确有“向善”“励志”等改造和重塑灵魂的教育意义，但绝不能因为这一点我们就把大学语文搞成了取代思想品德课程的“两课教育 + ”，李代桃僵，这样做属于不务正业。教育是要培养合格的劳动者，不是科举制度下所搞的“劳心者治人”的所谓执政能力教育，去培养合格的接班人、统治者。针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胡适做北大校长的时候说：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不是为哪一宗哪一派收徒弟的地方。他说的人才主要是为社会建设提供职业服务的劳动者。大学培养的不是普通劳动者，即蓝领阶层的劳动者，而是白领以上的高级劳动者。而语文能力是白领劳动者能力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工作素质。除非文学专业，文学充其量是一种消闲素质，不能与工作素质同日而语，谁愿意在紧张的大学课堂里花大气力提升学员的消闲素质？这样做纯属无聊文人的无聊之举！大学语文也要围绕工作能力这一培养目标实施白领劳动者素质教育，不仅有人文通识教育取向，更应重视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等母语应用能力的培养。

语文能力与工作能力结合的领域主要是办事能力，特别是办公能力。在办公能力上又要特别强调思维方式与语体应用能力的培养。

感性化、情绪化、形象化、侧面化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特点，邹忌讽齐威王纳谏，用的是“讽”，说理都用类比，转弯抹角，不敢直谏。这种思维方式是“官本位”文化的一个怪胎。要用理性思维进行矫正。培养理性思维、逻辑思维能力就成了我们大学语文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

类比说理的缺陷在于前提概念难以周延，貌似形象，往往似是而非，逻辑其实不够严谨。培养学生的语体感受能力与语体应用能力也是矫正不良思维习惯的方法之一。

在我们的表述领域，一般有三种基本的表述风格：

一、文艺语体。主要反映在文学作品里和文学创作过程中。其特点是注重语言的装饰美，虚拟性、夸张性、模糊性色彩厚重，能够给受众提供足够的想象空间和再创造的空间，想象的翅膀随意飞翔，显然务虚不务实。

二、事务语体。主要反映在日常工作环境里和常态化工作过程中。其特点是提纲挈领，简明扼要，朴实无华，实事求是，操作性强。

三、科技语体。主要反映在具有探求性的工作环境里和具有创造性的工作过程中。其特点是思维缜密，逻辑严谨，定量定性，精确度高，实践性强。

据报道，有学生用文言作文，有领导用诗歌作报告，有人欣赏有人愁。用诗歌做报告，可能激情洋溢、优美动听，用来蛊惑人心说不准能够奏效，用来真抓实干让人生疑，它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假，就是矫情做作。“撕片白云擦擦汗，凑着太阳抽担烟”形容堆垛高，写诗可以，做报告不行。

当然，并不是在所有事务语境中就不能应用文艺语体，说话形象一些、幽默一点，也不是没有好处。文艺语体、事务语体、科技语体三种语体的实际应用具有交叉性，但有主次之分，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在事务与科研语境中文艺语体只能是某种点缀，不能喧宾夺主。我们主要的培养目标不是诗人而是建设者。

事务语体与科技语体经常结伴而行，他们的基本表述格式是三点一线：目的——任务——方法。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模糊的问题精准化，把预期的问题可行化，把言语表达淳朴化。

大学语文教育要与现代语用环境结合起来，强调语言运用的顺当性、正当性、伦理性和通俗些教育，我把这四点叫语用语文的四大教育理念，已在《语用语文的四大教育理念》一文中做了详尽论述。非常抱憾，没有时间在这里做具体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