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发元：大学期间的科研经历—成为我事业的根基

做好科研对于每一位大学教师而言都是很难的一件事，尤其是对于我这种半路出家、非专业出身的人而言，要做好科研就更加难上加难。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由于命运多舛，我不得不在工作了 21 年后再次进入大学，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虽然算不上特别成功，但也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对得起自己的职称，对得起自己作为大学教授的称号。回想一路走来的历程，大学期间的科研经历，成为了我事业的根基……

大学的第一节课：激起了我对科研的强烈兴趣

1979 年 9 月，我正式进入华中农学院荆州分院农学专业学习，开启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第一学期的第一门课是《植物学》，担任我们《植物学》课程的老师叫王鹤卿。王老师人长得帅气又精神，个子虽然不高，但脸上总是带着亲切的笑容，非常和蔼可亲。当王老师走上讲台，说出第一节课的主题“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时，我就被深深吸引了——虽然我生长在农村，每天也跟植物打交道，但根本没注意到植物界的神奇所在。

王老师没有翻开厚重的讲义，而是用温和的目光扫过我们每一张年轻而懵懂的脸，微笑着说：“同学们，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生存着近 40 万种植物，大到参天大树，小到简单的苔藓。”特别是王老师讲到“神奇的面包树”时，说从高高的树上摘下果实，在火上一烤就成了香喷喷可食用的“面包”，这让我既充满好奇，又渴望有一天能深入到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中去亲身感受，真想亲口尝一尝这种“植物面包”的滋味。

随着王老师讲课内容的深入，我的脑海中瞬间铺开一幅奇异的画卷。我仿佛走进了浩瀚无边的植物世界，看到了那一个个挂在树上的植物“面包”。不知不觉中，第一节课就结束了。自此，我对自己的专业——农学，既充满热爱，又满怀向往。正是这堂“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课，激起了我强烈的探索欲望。

参与老师的科研团队：茫然而认真的探索

大一上学期的基础课，为我开展科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入大一下学期，我们正式接触到专业基础课。朱国如老师教授我们《植物生理学》，他讲解透彻，让我们深刻理解了植物生理运行的规律及复杂的生化过程。为了记住 C3 循环和 C4 循环的过程，我找了两张 A4的纸，拼接成一张A3的纸，把两个循环的流程、每个环节的生物质变化都画在上面，然后又挂在蚊帐上，每天看上几遍，直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余泽高老师和赵竹筠老师分别教授我们《遗传学》课的总论和各论，他们讲课深入浅出、内容生动深刻，听课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虽然赵老师讲课带着浓重的黄梅口音，但我仍然能听清楚、听明白，甚至觉得别有一番趣味。《遗传学》中的加性效应和显性效应，为我们揭开了神奇的遗传规律。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通过《遗传学》的学习，我从根本上弄清楚了。比如：近亲结婚为什么后代患遗传病的几率高？为什么秃顶多发生在男性身上，女性却很少秃顶？这些曾经困扰我的问题，都在学习中找到了答案。也正是通过这些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我对科研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

进入大二，我们的专业基础课更多了，《昆虫学》《植物病理学》《土壤学》《肥料学》等相继开课。在紧张繁忙的学习中，我对科研的兴趣也愈发强烈。记得那是 1981 年4月的一个上午，刚上完第一大节课，77 级留校的师兄聂林军老师通过辅导员找到我，以及同班同学郑德中与马作平。聂林军老师不仅人长得帅，而且口才很好，是我们很多低年级同学崇拜的偶像，当时他留校给王缨老师当科研助理。王缨老师是当时学校仅有的两位副教授之一，也是唯一读过研究生的老师。见面后，聂林军老师先鼓励了我们几位同学，说我们学习成绩不错，希望我们能加入王缨老师的科研团队，具体由他带着我们开展棉花科学试验。他还介绍了王缨教授团队的情况：团队分为三个小组，我和郑德中、马作平被分在杂交棉花方法试验组，每天要做人工授粉，探索不同杂交方法制作出来的棉种纯度的区别。怀着对科研的追求和向往，我们高兴地加入了王缨教授的科研团队。

我们组的任务是试验不同杂交棉花的方法，比较杂交种子的纯度。在王缨教授的指导下，我们设计了三种杂交方法：传统方法是手工去雄、人工授粉，这种方法去雄彻底、杂交纯度高，但太费时间、效率低，影响杂交棉花的推广，所以我们用它作为对照组；另外两种是新探索的方法，分别是小麦麦秆套筒分隔法和灌水去雄法。

头天晚上，我们到试验田采摘专门种植的红色棉花花蕾，放在电灯泡下烘烤；第二天早上，用干净的毛笔把花粉扫进一次性茶杯中。早上 6 点左右，赶在棉花花蕊尚未开放前，我们就到田里进行人工授粉，并按照老师教授的方法进行操作。

麦秆套筒分隔法，就是在棉花柱头上用毛笔人工授上红棉花花粉后，再套上一节由大麦麦秆剪成的短筒，把棉花的雄蕊和雌蕊分隔开，等到深秋收棉籽时，再单独加工、保管。

灌水去雄法，就是在棉花柱头上用毛笔人工授上红棉花花粉后，再往棉花花苞里灌上自来水，试图将棉花自带的花粉淹死，只让人工授的粉着床，同样等到深秋收棉籽时单独加工、保管。

第二年春天，我们把用麦秆套筒分隔法、灌水去雄法制作的杂交棉种，和用人工去雄法制作的杂交棉种分别种在地里，观察比较不同杂交方法所得棉花的纯度。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小组每天 5：30起床，6 点准时到试验田，开始进行人工去雄、授粉、套麦秆、灌水等一系列操作。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棉田劳作，我们浑身上下都被露水打湿了。这项工作尽管非常枯燥、辛苦，而且没有任何报酬，但因为对科研工作的热爱和向往，我们心里始终充满无穷乐趣，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对科研的浓厚兴趣。

立足工作岗位：不忘将科研知识应用于实践之中

1982 年 8 月，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宜昌地区的草埠湖农场二分场。总场政治处的段传法、王尊炎两位青年才俊热情地接待了我，段传法骑着自己的自行车，我骑着王尊炎的自行车，分两趟把我的行李送到二分场。二分场时任副书记许兆林热情接待了我，还通知食堂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在家的分场领导陪我一起吃了饭，小酌了几杯。虽然被分配到分场工作出乎我的意料，但许书记的热情让我心里感到十分温暖。在分场，同为农业技术员的熊华智、龙明签也很关照我。报到的第二天，正好赶上棉花伏桃调查汇总，我跟着他们一起参与了汇总工作，也认识了分场各队的其他农业技术员。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和龙明签负责一个片区，经常一起下乡到生产队做田间调查，得到了生产队农业技术员唐尚林、台翠林、郑启成等人的热情接待和支持。虽然我生长在农村也是学农业的大学生，但在生产一线做调查的技能仍然缺乏。跟着各队农业技术员和龙明签学习后，我做棉花生产和试验调查的基本技能逐步得以提升。到了冬天，我们又一起做了小麦分蘖数的调查。每一次调查后，我们都要分别写出调查报告，呈交给分场的分管领导。

1983 年 6 月，我有幸调到草埠湖农场科技科，受到了时任科长江光明、副科长胡平戎的关照，主要负责农情调查与汇总，以及科里的内勤工作。刚调到科技科时，早先在科里工作的杜、魏两位同事对我态度冷淡，甚至有些排挤。幸运的是，还有一位同事名叫齐运林，他为人友善，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给过我不少指导。杜、魏两人都是比我早一至两年从宜昌农校毕业分到科里工作的农业技术员，我和他们以前从没打过交道。当时，我心里非常疑惑：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对我呢？虽百般思考仍不得其解，但还是本着友善的原则，主动向每一位同事请教、学习。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我和他们的关系慢慢得到了改善。后来我特意请教过魏某，他告诉我：“当时也不为什么事，就是看不惯你。”我想，可能他们已经在科里形成了一个圈子，我的突然到来打破了原有的平衡，让他们心里不舒服。现在回想起来，这或许就是人性的本质吧。

从 1983 年 6 月到 1984 年 4 月，这近一年的时间，我过得既充实又快乐。总场的年轻人多，没事的时候我们一起聊天、散步。那时的我算是个“愣头青”，社会知识、人文素养几乎一片空白，农场广播站的播音员赵春林给了我很多指导，让我的社会知识逐步得到补充。与此同时，我的业务工作也有了一些进步。当时我负责全场的农情汇总，每月要向宜昌地区农业局提交一次农情汇总报告。草埠湖农场以种植棉花为主，当时刚兴起地膜棉的试验与推广，我利用负责农情汇总的便利条件，按照地膜棉的茬口分类，对棉花的产量和各种经济性状进行比较研究。

我发现，当时草埠湖农场棉花种植的茬口有：冬闲田、小麦田、大麦小麦间作田、大麦直播田。由于不同茬口的土地肥沃程度不同、棉花播种时间不同，棉花的生长周期也不同，进而导致棉花的三桃数量、单铃重、绒长、衣分、皮棉产量和增产效果都存在差异。我利用大学期间跟随王缨教授做科研时掌握的有限知识，对收集到的农情材料进行整理、加工和分析，写出了《不同茬口地膜棉效益的比较分析》一文，发表在当时湖北省科技厅创办的内部刊物《科技情报》1983 年第 11 期上。这个小小的收获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成为我科研工作的起点。

后来我研究生毕业后，调到长江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虽然研究领域变成了农业经济、区域经济，但我觉得只是研究内容变了，研究方法升级了，科学研究的原理、论文写作的方法仍然可以借鉴。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从普通期刊到人们梦寐以求的 C 刊，再到难度更大的权威期刊；单篇论文的被引次数也从 0 次跃升到数十次，最多的跃升到 280 多次，我还成为了知网前 1% 高被引学者。回想这一切，大学期间老师们的教导、参与科研的经历，实实在在奠定了我科研事业的根基。

作者汪发元，湖北省天门市汪场镇江桥村人，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二级）、硕导、高级经济师。1982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宜昌地区草埠湖农场农业技术员，先后调入宜昌地区团委从事宣传工作，调入宜昌工商行政管理局从事行政管理工作。2004年8月调入长江大学，耕耘于区域经济、农业经济、行政管理法治化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