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文：倔强的晓苏老师及其小说

今天上午晓苏老师火化，学生没有去武昌殡仪馆送上一程，因为有课。为此对苏老师的妻子刘勇副教授说了。现在再为苏老师写上几句，也算是对老师最好的纪念。如果有在天之灵，也许老师能感知。到目前为止，自以为在“小我”与“大我”之间处理得尚可。到殡仪馆送苏老师一程是“小我”，上课则是“大我”。我总是对预备警官们说，走上工作岗位就要正确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不要因为师生、老乡或同学等关系，就将“大我”置于脑后。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晓苏老师走了

在给学生讲“公安文学”时，不时提及“潜意识”。譬如人民警察哪怕不着警服，在遇到急、难、险、重时，他们也会冲到前面；再如，有些犯罪分子明知警察在追查其下落，他们仍会作案；这么做并非挑衅警方，而是在作案条件具备后，他们会作出下意识的反应（也就是应激反应）。窃以为，这是理性与非理性相交织才让人变得奇怪而又复杂！

 当年读大学时，苏老师总是把“博士”作为调侃对象。“褒贬是买主”，话语是下意识地流露，正因为苏老师在意“博士”，才会调侃“博士”。记得他在一本书中说到有一学者瞧不起作家，这应该是他决心读博的主要原因了。

作为学生看来，苏老师最大的倔强表现在他50岁了还在考博、读博。他已经功成名就了，为何还要读书？金庸先生80岁了还去读博士呢……再次说明读书不是为了吃饭，这是让大脑充实，提升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本人45岁才考上博士，而且考了11次才考上，与苏老师相较，老师的“倔强”才是真的！曾国藩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些话，我只是挂在嘴边，而苏老师却付了实际行动，譬如，哪怕在住院期间，苏老师坚决不着拖鞋，也不着病号服。

窃以为，人如果想成事，没有倔强之气可不成。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被称为“陕军团”的三剑客。陈忠实后来表示，他的写作曾深受路遥的影响。陕西作家马治权告诉南都记者，路遥进作协的时候，陈忠实已经写了100多万字的作品，包括电影剧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但路遥以《平凡的世界》如一匹黑马异军突起，让写了100多万字的陈忠实黯淡无光。

“他出来散步，常常有人问他：‘老师，路遥怎么找？’陈忠实感觉天下人只知路遥而不知陈忠实，他写了100多万字却成了一个指路的。”马治权说。在强烈的压力下，陈忠实回到了家乡灞桥，沉寂五年，终于著成不朽巨制———《白鹿原》。陈忠实曾说：“路遥只用了10年就攀上文学高峰，他刺激我写出了《白鹿原》。”虽然路遥在第一回合胜出，陈忠实毕竟《白鹿原》赢得了第二回合。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付如初告诉“南都”记者，路遥去世后不久，陈忠实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早逝的已经逝去，活着的还在想着文学，文学这个魔鬼呀！” （出处ttps://news.youth.cn/gn/201604/t20160430_7935153.htm）

   给学生讲唐朝诗人李白时，也说到李白的倔强。当年的李白第一次来到黄鹤楼，他站在楼上看风景，心潮起伏，诗兴大发，正准备吟诗作对时，却下意识地道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心头”。从此，李白没有忘记此事，也没有忘记《黄鹤楼》这首诗。当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时，便用崔颢这首诗的韵律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

   读大学时，倒是读了不少苏老师的作品，后来聚焦“公安文学”，细读老师的书就少了。他的作品鲜有官方语言，更多的民间话语，甚至还有粗鄙语言。例如“强盗日的”“地主日的”等。此语出自一篇小说，名字记不清了，情节如下：“强盗”听生产队长的话上台斗“地主”，因为队长说了哪个人上台斗“地主”，队里就给谁发几斤米。后来政策变了，“地主”的帽子给摘下了，但是“强盗”帽子却摘不下。本人从此小说中读出的是人性与人品。

 

苏老师小说远离宏大话语，更多的是人性书写。《湖北作家》（2024年秋季刊）上有晓苏的《新时代乡村小说与新民间叙事》，发现有一些内容可抄录：

    人之初，性本善，是有道理，也是人们理想化的。善是人们教化训练、感化培养出来的。但是只要看看弗洛伊德的研究，会明白人性也存有恶的一面。如果把大、中、小号的苹果放到一个三四岁孩子面前，他肯定会抓大的苹果。为什么不抓小的呢？这是人性。真实的人物是有善有恶，善恶同构，水乳交融的。我曾经写过一个作品，写到祖母偷了我们家的南瓜，卖了2块钱，凑成十块钱送我去读大学。她原本只有八块钱，又好面子，特别重感情，就是为了凑成十块钱。这到底是善，还是恶？可能没有很明确的答案。这样善恶同构的人物形象是可爱的。

    同一个故事，有不同的人进行叙述，叙述的风貌、情调、味道、意义都不一样。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是重奏式结构的典范。我有个刊于《收获》的短篇小说《道德模范刘春水》。有个农民刘春水被评上了道德模范却拒绝采访。为什么要评上道德模范呢？刘春水的老婆出车祸死了一年多，留下一个软骨病的孩子，岳父也是多年瘫痪在床，刘春水还勤勤恳恳照顾一家老小。四十多岁刘春水，当初愿意做上门女婿，也是希望有个老婆成个家。但是，刘春水的老婆死了，他去的目的没有了，就要走。岳母说，你是好人，过一年再走吧。过了一年，那天晚上准备走的，岳母很感动，两个人喝酒，发生了关系，所以留下来。在采访环节，村长正面讲述他的正面形象，是用官方口吻讲的。岳母讲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刘春水躲在阴沟，不好面对记者，其实他不走，并不是多么高尚，而是跟岳母产生了感情，两人相依为命。这个话怎么能公开说呢？

    苏老师这么说，是说人不能用好坏来界定。同时也可以看出，苏老师笔下的这些人物非常有意思，正应了苏老师的创作理念：写有意思的小说。

64岁的苏老师走了，留下这么多好小说，这是他对社会的贡献。“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们都是生命的过客。生命不在长度而在于厚度或宽度。苏老师生前写了这么多作品，仅在《小说月报》上就发表了20多篇小说，还获了这么多奖，其生命厚度让人仰望！因此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充实的，是有价值，也是幸福的！

后记：打理自媒体平台，要胆大心细，这是必须的，也是经验所得。在正式公开推送前，我会请一些同学帮我看看，毕竟多一双眼就多发现一处错。湖北警官学院23级治安L同学看后说：

看完后张老师对恩师的怀念和感情令人动容!其间的小说也深深吸引了我，读完《养驴的女人》的故事，让我想到外国小说《哈姆雷特》，可谓是每个读者的心里都有不同的理解[玫瑰]

文章中关于“小我”与“大我”的理念、“读书不是为了吃饭”、人要有倔强之气、故事的写作思路“从冲突到和谐”等也让学生倍感熟悉，大多是老师课上所讲内容……

 

附：

一头驴的隐喻—简评晓苏的《养驴的女人》

作者：张友文

 2014年第3期《小说月报》刊载了晓苏的短篇小说《养驴的女人》（原载《作家》2014年第1期）。细读之后，打算以“内心深处的温柔”为题蘸墨铺纸，欲说这位养驴的女人——韩修竹，描述其内心的流变过程，直击这个女人的内心深处，还要发掘其灵魂的搏斗，重点叙述她的心田是如何变温柔的。小说伊始，朱碧红与韩修竹的丈夫——廖道言正在行男女之事时（我认为用“男女之事”这个词比较合适，不带感情色彩，韩修竹则不会认同，她认为用“苟且之事”才正确），被韩修竹逮个正着。“事后，朱碧红也上门给韩修竹赔了罪。她说，对不起竹姐，都是我主动的，今后再也不敢了！”读者也许急于想知道朱碧红和廖道言之间还会不会发生故事？如果晓苏顺着读者的思路往前赶，就像韩修竹撵驴一样，很容易整成一个以故事情节取胜的通俗文本。

     狡黠的晓苏吊起了读者的胃口，不再着笔男女之事，而是荡开一笔，车身写母驴，重点叙述驴的生理需求，甚至夸张地描写驴的生理渴望。韩修竹养的那头驴发情了，着实让她头疼，也让她心疼。她得知驴的生理需求之后大骂驴不要脸，但医生的告诫让她明白寻找公驴的重要性。正当她一筹莫展时，朱碧红却积极主动地帮她想办法，甚至陪同她与公驴碰头会面。

    韩修竹被朱碧红的诚心所打动，慢慢地改变了对朱的看法。自从那见不得人的事件发生后，韩修竹一直是对朱持敌意和防御的态度的。但随着情节的推进，韩修竹觉得自己欠了朱的人情，甚至想到要感谢朱。韩修竹在朱家目睹了朱碧红生存处境，才知其生活不易，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下意识地萌生出暗自帮助朱碧红的念头。至于是怎么帮的，还是由读者自己去读、去品好了。聪慧的晓苏写得比较含蓄，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想，文学性尽在其中矣。

初读此作，我以为它只不过是一篇凸显和谐主题、讴歌主旋律之作，即两个村妇由对抗走向理解。再读数遍，我发现此作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真理……”。 （[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这个故事如果没有那只母驴的参与，就似乎少了一味药，而文学性也大打折扣。聪慧的晓苏把韩修竹和母驴交替着写，时而写韩修竹的心理，时而陈述母驴的表现。实际上，驴的感受就是韩修竹的感受，驴就是韩修竹的影子，充分体现该文本的复杂性。

《养驴的女人》高明之处是文本开篇即伦理叙事，如韩修竹对自己丈夫廖道言与朱碧红的交合持鄙视的态度，小说结尾却解除道德的枷锁，拒绝善恶分明的伦理，表现的是晕眩的伦理，留给读者的是富有同情心的想象。

小说最成功之处是隐喻手法的运用。那头母驴就是人的影子，或者说驴就是人的隐喻。那头母驴到底是隐喻韩修竹还是朱碧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母驴是隐喻韩修竹的话，那么它的一切忧伤、烦恼及苦痛，韩修竹再清楚不过了，她也就自然而然地理解了朱碧红的难处，那么她突然向廖道言提出要回娘家住几天就在情理之中。如果驴是隐喻朱碧红，那么韩修竹则是在换位思考，她把韩修竹置换成驴，或把驴置换成韩修竹，在其内心深处产生的强大的同情冲击力是一样的。她彻底地理解了女人的难处，也算是读懂了人心和人性。《养驴的女人》虽不属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但她终究还是一篇人性化写作，是以作家个体经验为出发点，彰显人文关怀，构建“精神中国”，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故事”。特别是其中的寓言成分更是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由此看来，我的解读只能算作露出水面八分之一的那座冰山，隐藏在背后的八分之七还需读者借助想象与联想去发现。

另，晓苏的“油菜坡”系列小说已经在文坛叫响并叫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晓苏对农村的熟悉。《养驴的女人》中三处提及母驴“尾巴翘得高高的”的细节，这些细节是真实的，也颇具陌生化。当然，这与晓苏多年生活在农村且与他细致观察生活的习惯分不开。（注：晓苏《养驴的女人》，《作家》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