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治龙：百草焚心

         药香在青砖缝里浸了四十载，陈墨山的手指比秤星还准。抓起一把蒲公英，指尖能掂出晨露的重量；三根银针捻在指间，能辨出经络里游走的寒热。可此刻，那张堆着六万多张病历的红木诊桌前，却摊着张盖着朱红印章的行政处罚书——六千万罚金，非法行医罪公诉。
秋风卷着药渣子掠过门槛，落在他花白的发间。四十年来，陈墨山的药庐从没挂过招牌，却凭着口碑引来四方病患。云贵深山里被蛇毒噬咬的樵夫，江浙水乡患顽疾的孩童，甚至京城来的绝症病人，都曾在这低矮的瓦房里重获生机。墙面上层层叠叠的锦旗早已褪色，最旧的那面是八十年代末一个矿工送的，上面“妙手仁心”四个字被烟火熏得发暗，却记载着他用祖传蛇药救活三条人命的往事。
    “陈大夫，求您再看看。”门外突然传来呜咽，一对中年夫妇领着面色蜡黄的孩子跪在阶前。孩子患先天性黄疸，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是街坊说“陈神医”能治疑难杂症。陈墨山刚要伸手，却被身后的老伴按住手腕：“你忘了？昨天派出所刚来过。”他望着孩子母亲哭红的眼睛，想起四十年前自己拜师学医时，师傅说的“医者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可如今，这“好事”却成了牢狱之灾。
    卷宗里的指控字字冰冷。执法人员查出他没有医师执业证，药庐未取得医疗机构许可，甚至连药材采购都没有正规发票。可他们不知道，那些装在陶瓮里的草药，是他凌晨上山采挖的；那些手写的药方，凝聚着三代人的行医经验；那些被记录在册的六万多个康复案例，全是病患自发留下的联系方式，密密麻麻写满了二十个笔记本。
    “六千万，把我骨头磨成粉也凑不齐啊。”老伴抹着泪，翻出一个铁盒，里面是这些年病患留下的谢礼：几枚银元，半块腊肉，还有孩子画的歪歪扭扭的感谢信。陈墨山摩挲着铁盒，突然想起十年前那个白血病患儿。家属带孩子辗转数家医院，花光积蓄后找到他。他用中草药调理半年，孩子竟奇迹般好转。如今那孩子已是医科大学学生，得知消息后，正带着百余位康复患者联名请愿。
    庭审那天，旁听席坐满了人。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母亲，还有西装革履的企业家。他们都曾是陈墨山的病患，自发赶来作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颤巍巍地掏出泛黄的病历：“当年我患肺痨，是陈大夫用艾草灸加汤药救了我，分文未取。”另一位女士展示着医院诊断书和陈墨山的药方：“我乳腺癌晚期，西医说只剩三个月，是他让我多活了八年。”
    辩护律师拿出司法鉴定报告，证明陈墨山的诊疗方案符合中医传统理论，且无任何病患因治疗出现不良反应。更关键的是，大量证据显示，他的“无证行医”并非为谋取暴利，反而常常为贫困病患减免费用，四十年来累计义诊达两万余人次。律师引用最高法司法解释：“非法行医罪的核心是危害就诊人健康，而陈大夫的行为恰恰是救治生命，不应机械适用法律。”
    法庭辩论陷入僵局时，那位医科大学的学生突然站起来，递交了一份特殊的证据——由三十位中西医专家联合出具的论证报告，称陈墨山的诊疗方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建议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他哽咽道：“如果这样的医者要坐牢，那谁还敢传承中医？谁还敢救死扶伤？”
休庭后，陈墨山回到空荡荡的药庐。夕阳透过窗棂，照在那些排列整齐的药罐上，泛着温暖的光泽。他拿起银针，在自己的穴位上轻轻一扎，四十年来的行医岁月如潮水般涌来。他想起师傅临终前的嘱托：“中医的根在民间，只要有人需要，就不能停下。”
    就在他准备收拾药罐时，法院传来消息：鉴于其救治人数众多，社会贡献突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检察机关建议从轻处理。同时，省卫健委启动了民间中医资格认定绿色通道，为其补办相关手续。那些曾联名请愿的病患，正自发组织捐款，希望帮他缴纳部分罚金。
    秋风再次掠过药庐，这次带来的不是萧瑟，而是山野间清新的草木气息。陈墨山打开药柜，取出晒干的金银花，空气中又弥漫起熟悉的药香。他知道，这场抗争还未结束，但只要仁心不灭，百草常青，中医的火种就不会熄灭。就像他药庐前那株老艾草，年年枯荣，却总能在春天抽出新芽，带着治愈的力量，顽强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