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河变迁考：一段基于渔泛街访古的成因猜想

一、探访渔泛街：古河与银杏的见证

 

九月四日，我来到仙桃市郑场镇的渔泛老街。此行的目的，是为亲眼见证那条因神秘而令我向往已久的陶董河，并寻找那棵享有七百年盛名的银杏树。这条河与这棵树，不仅是岁月的痕迹，更是渔泛街昔日繁荣与声望的无声证者。

据史料与传言，渔泛街地处襄河古道与陶董河交汇之处，曾是商贾云集的重要枢纽。从上流的襄阳、陕西，至下流的江夏、九江、安庆，最远至南京的货物，皆在此集散中转，成就了其“襄夏中转站”的历史地位。那棵银杏树，相传正是一位南京商人迁居此地时所植，成为这段繁华往事的生活印记。

陶董河自渔泛起源，向南贯通通顺河、东荆河，最终接入长江，实为一条举足轻重的水上通道。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条曾经声名显赫的河道，为何在近一百多年间渐归沉寂，甚至淡出人们的记忆？询问当地老农，也多茫然不解。真相似乎已湮没于时间之中，唯能凭借零星传说与邻县潜江、天门的相关事件，尝试拼凑与推演。故此文所述，多为猜想与推论，盼有识之士不吝指正，共同厘清这段被遗忘的河道史。

 

二、襄河大堤与河道变迁：一部五百年的治水史

 

襄河大堤的形成，是一部人与洪流长达五百余年抗争的历史。而其河道变迁，亦与大堤的修筑和策略性改道密切相关。

襄河中下游河段有明确官修堤防记录始于明嘉靖年间。嘉靖帝即位前为钟祥兴献王，时任竟陵（今日天门）地方官员以及护陵太监多次上奏，请求于钟祥和天门段襄河沿岸堵口修堤、防治水患。因钟祥亦屡遭襄河洪水侵袭，嘉靖帝准其所奏，开启大规模堵口筑堤工程。此举标志着官方主导汉江治理的序幕，延续近六百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襄河河道与大堤格局终告定型。

 

三、明代以来襄河治理的历史脉络

 

1. 嘉靖朝：“护陵”名义下的堵口与“保北弃南”策略

嘉靖帝生父之陵“明显陵”位于钟祥，地方官员及护陵太监遂以“护陵”为由奏请皇帝，于钟祥至竟陵段的襄河北岸（左岸）堵口筑堤，将洪水向南岸（右岸）引导，以保障北岸经济核心区。原流入钟祥、竟陵的支流被截断，洪水被逼向南岸的潜江、沔阳（今仙桃），致其水患加剧。

这一“重北轻南”的策略为后世沿袭，民间流传的“周天官一本堵九口”传说即为其例。“周天官”指天门籍官员周嘉谟，曾以护陵护乡为由奏请嘉靖帝，堵死北岸九处支流河口，迫使汉水南流，落实“以邻为壑”的水利方针。

2. “泗港”堵塞纠纷与“大小泽口”之争

位于潜江（现属天门）的泗港，原为南北流向、经竟陵入汉川的重要支流，嘉靖年间遭堵后，潜江、沔阳水患频繁。万历年间，潜江知县王念祖力主重疏泗港，直言堵口是“以一人之私而戕万民之命”，抨击官员私营与地方权贵垄断水利。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虽一度动工疏浚，却因时任工部尚书的周嘉谟（天门籍）反对而失败，泗港终再堵塞。

北岸官员进一步施压南岸，要求堵塞南岸要穴“泽口”，声称其分流不力、危及北堤，应逼洪水东流以减北岸压力。南岸则坚持泽口畅通关乎分洪、灌溉与航运之利。伴随人口增长与经济开发，两地官民为各自利益展开长达数百年的激烈博弈，直至清乾隆时期方暂告段落，纠纷延至民国。1954年大洪水后，新政府加高南北大堤，才真正解决这一历史争端。

3. 水灾频发与围垸开发

经数百年洪水冲刷，南岸潜江、沔阳因泥沙淤积地势渐平，河床不断抬高。至清后期及民国，陶董河、泽口等穴口陆续堵塞，居民多择高地围垸定居。如我家乡“马家垸”，即得名于此。约一百七十年前（清同治年间），我祖上移民于此，恰逢陶董河水量减小、滩涂显露，移民垦殖之后，这里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富硒农业区。

4. 堵口工程与河道定型

南北两岸持续五百余年的堵口工程，致使襄河干流水量与流速大增，下游河道发生显著改道，终形成今日所见的襄河河道与雄伟大堤。

 

四、结  语

 

襄河河道的定型与陶董河的沉寂，实为自然变迁与人类治水活动交织的结果。从明代“保北弃南”的政策倾斜，到清代南北并重后的垸田开发与穴口堵塞，再到现代水利工程的丹江口电站和南水北调工程的根本治理，每一步都在重塑这片水域的命运。陶董河虽不再如往日繁忙，却以另一种方式滋养着新的土地与人群。这段历史，不仅是水道的变迁，更是江汉平原人与水共生、相争、最终平衡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