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归故里 文心启新程

人物档案：程韬光，邓州夏集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郑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诗圣杜甫》《太白醉剑》《碧霄一鹤——刘禹锡》《医圣张仲景》及《德化风云》等，作品节选入选《大学语文》国家教材，被授予“杜甫文化推广大使”荣誉称号及邓州市高质量发展顾问。  

        

         

采访背景：近日，程韬光教授回到家乡邓州，与故土少年面对面交流文心与初心。邓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围绕“故土情结、文学之路、寄语后辈、文化传承”四个维度，对他进行了深度专访。  

 

故土情结

——邓州如何塑造一个学者的精神底色

 

记   者：程教授您好。您是邓州走出去的知名学者，这次回到家乡，首先想请您聊聊您和邓州的故事。如果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形容邓州对您的影响，您会说什么？

程韬光：“根”。邓州是我生命的根，也是我精神上不断出发、又不断回归的原点。

我在邓州出生，在严陵河边长大。那时候家里穷，我十岁那年差点失学——1979年那场洪水把我们村里的学校冲塌了，我只能在严陵河边放羊，心里其实非常茫然。是我的老师从河边把我找回去，说“学生一个也不能少，指不定我们将来会有出息”。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甚至可以说，我这一生就是从那一刻真正启程的。

所以我对故乡的感情，不只是一个游子对土地和亲人的眷恋，更是对那个把我从命运边缘拉回来的地方的一种感恩。没有邓州，就没有后来的我。邓州是根，是血脉，是土地，是精神的源头。

记   者：邓州有范仲淹创建的花洲书院、有医圣张仲景故里，还有“编外雷锋团”。这些文化元素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程韬光：这三样东西对我影响都很深。范仲淹在花洲书院写下《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知识分子最高的一种精神坐标。范公在邓州执经讲学、以文会友的故事一直影响着我，让我明白：做学问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天下。花洲书院给我的是一种人格上的理想，让我始终知道自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仲景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他的村子张庄离我故乡不远。小时候，严陵河涨水，我祖母对天祷告：“张圣人保佑我们平安。”“张圣人”就是著有《伤寒杂病论》的医圣。在我创作《医圣张仲景》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张仲景医的是人的病，那我们这些读书人，能不能医人的心？这对我后来的写作方向有很大的影响。从写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到写张仲景，我从一个写诗人精神的作家，慢慢走向了写民族文化脊梁的作家——这种转变，和我在邓州这片土地上对“张圣人”的记忆是分不开的。 至于“编外雷锋团”，那是邓州人的一种精神底色。雷锋精神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做对别人有用的人。我后来离开邓州到郑州、到武汉，不论做什么工作，都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这三样东西，一个给了我人格的理想，一个给了我写作的方向，一个给了我做人的标准。它们共同塑造了我。

记   者：您曾写下《邓州赋》，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问吾平生何事？邓州郑州鄂州！”可见家乡在您心中的分量。这么多年在外，您最想念邓州的什么？

程韬光：说到想念，在我想念逝去的亲人的同时，也想念邓州的土地和河流。正是故乡的热土和人民给予了我无数的创作题材。在《医圣张仲景》创作谈里，我写道：“眺望故乡方向，眺望我与张仲景穿越时空曾共同生活过的涅水、白河、严陵河、岐棘山、桐柏山……那里沉淀着太多的故事，需要去钩沉和讲述。”这些河流山川不只是地理上的故乡，更是我灵魂的安放处。

当然，最重要的——我想念邓州那种质朴、坚韧、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故乡夏集助学兴教协会成立大会上，我说过：“如果说自己有一些小小的成就，那也是故乡的这片热土和历史上的圣贤们给予的灵感和力量！”邓州这个地方出过张仲景、范仲淹、李贤等古代先贤以及当代姚雪垠、周大新、张志和、秦俊、张鲜明等文化大家，出过无数为这个国家默默奉献的人，这种“邓州人”的精神——不怕苦、不服输、待人友善——是我最深切想念的东西。无论我走到哪里，这种精神一直在我骨子里。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写下“问吾平生何事？邓州郑州鄂州！”——我是借鉴东坡先生的话来说自己的来处与归处。邓州是我的来处，也永远是我的归处。故乡给了我生命和方向，我这一生，都要回报她、书写她、守护她。

 

文学之路

——从邓州少年到“唐诗摆渡人”

 

记   者：您的文学成就令人敬佩，《大唐诗人三部曲》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李白、杜甫、刘禹锡。您被称为“让唐诗重新飞翔的人”，作品入选《大学语文》教材。在荣誉的背后，您觉得自己最核心的创作动力是什么？

程韬光：我的创作动力，从来不是奖项与声名，而是源于对唐诗的敬畏，对故土文化的坚守。我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追光者”——跟随那些伟大诗人的脚步，努力把他们照亮过世界的光，再传递给今天的读者。 核心动力有三点：

一是“不甘心”。我大学读的是经济法专业，毕业后在国企工作了很多年。白天在写字楼里处理合同、谈判、管理，晚上回到家，我常常问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吗？我从小就喜欢读唐诗，喜欢那些诗人的故事，更喜爱写作。我不甘心只做一个“白天养活肉体”的人，我想做点对得起自己内心的事。所以我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坚持多年。这种不甘心，是我最初拿起笔的动力。

二是“心疼”。写杜甫的时候，我特别心疼他。他一生颠沛流离，小儿子饿死，自己漂泊在江上，最后死在一条破船上。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写出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自己都没有房子住，心里想的却是天下人的房子。这种人格太伟大了，也太让人心疼了。我觉得如果不把他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我就对不起他。写李白也是，别人看到他“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潇洒，我看到的是他求而不得的孤独；写刘禹锡也是，别人记住的是《竹枝词》，我更记住的是他历经贬谪，不忘初心的事迹。心疼这些人，想替他们说说话——这是我创作最大的情感动力。

三是“责任”。《诗圣杜甫》出版后，在一个讲座现场，一位老读者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我读了这本书，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要教孩子读唐诗了。”这句话让我意识到，文学不是一个人的事。我们这代人如果不去书写、不去传播，那些伟大的唐诗精神可能会慢慢被遗忘。所以我后来应邀走进高校、部队、机关，甚至走进社区，去讲唐诗精神的当代意义，不是因为我讲得多好，而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责任——把古人留给我们的光，接住，再传下去。

 

读写之道

——青少年应该如何阅读与写作

 

记   者：您说过，“写作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心灵的自然流露”，“好文章，先立心，再立言”。能不能给家乡的青少年具体讲讲，什么叫“立心”？

程韬光：“立心”这个词，我借用了古人的一句话——“为天地立心”。放在写作里，没那么宏大，但道理相通。“立心”就是先问自己三个问题：我为什么写？我为谁写？我想传递什么？

很多孩子写作文，第一反应是“老师要我写什么”“考试考什么”“怎么凑够字数”。这是“立言”先行——先想辞藻、结构、修辞，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千人一面，没有温度。真正的写作，应该反过来：先给自己的内心立一份真诚、立一份温度、立一份对世间万物的感知与敬畏，先让心里有东西，再去找合适的语言把它说出来。 举个例子：我小时候在严陵河边放羊，看到夕阳照在河面上，金光闪闪，心里很感动。如果我只是想“要用一个比喻句”，那是技巧；但如果我先问自己：我为什么感动？——因为那一刻我想到母亲在地里干活还没回来，我想让她也看看这美景。这时候写出来的话，哪怕只是“河水像金子一样，我想叫妈妈来看”，它也是真的、活的。这就是“立心”在先。

“立心”具体怎么做？我给孩子们三点建议：

第一，学会感受。看到一朵花、听到一声鸟叫、看到亲人在街巷口等你放学，停下来，问自己：我心里是什么感觉？感动、温暖、还是有点酸？先把感觉抓住。

第二，学会诚实。不要编造感情。你明明没去过长城，非要写“长城让我心潮澎湃”，那是假的。写你真正经历过、真正打动过你的事，哪怕很小，也比假大空强一百倍。

第三，学会担当。你的文字要给读者带来什么？是温暖、是思考、还是力量？我写杜甫、写张仲景，就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别人。孩子们写作文也可以这样——写妈妈做的饭，如果能让人读出母爱；写班级的一次争吵，如果能让人学会宽容——这就是“立心”了。

记   者：很多学生写作文觉得没素材、没感情。您曾说“把邓州的人文故事、人间烟火放进心里，文字自然有根有魂”。能不能举个例子，邓州的什么故事或场景，是您觉得值得孩子们去观察和书写的？

程韬光：当然可以。我先说一个很小的例子——邓州的“烩面”。咱们邓州街边有很多烩面馆。如果孩子写“邓州烩面很好吃”，这就是一句话，没素材没感情。但如果他走进一家面馆，去观察：拉面师傅怎么把一团面甩得啪啪响、怎么在热气腾腾的锅里捞面、坐在角落里的老爷爷怎么慢悠悠地剥蒜、老板娘怎么扯着嗓子喊“大碗两个，小碗一个”——把这些细节写下来，文字就有了画面。如果再往里挖一层：为什么邓州人爱吃烩面？也许因为咱们这儿是中原，面食养人；也许因为一碗热腾腾的烩面，能驱散冬天的寒气，能安慰疲惫的归人。这就从“好吃”上升到了“人情”和“文化”。如果再联系到范仲淹“断齑画粥”的故事——当年他吃的是冷粥，今天咱们吃的是热面，但那种质朴、坚韧的生活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这样一篇文章，既有生活烟火，又有历史厚度，怎么会没素材、没感情？

核心就是一句话：留心之处，皆是文章。邓州这片土地上有太多值得书写的人文故事、人间烟火——花洲书院的古柏、“编外雷锋团”的故事、老街上的铁匠铺、集市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只要孩子们愿意停下脚步，去观察、去感受、去记录，他们永远不会缺少素材。

 

文化传承

——邓州的文脉如何“活”起来

 

记   者：邓州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您说过，“文化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动在生活中的精神”。邓州有花洲书院、医圣故里、“编外雷锋团”等资源，您觉得应该如何让这些文化“流动”起来，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程韬光：文化的生命力，从来都不在于静态的保护与陈列，而在于融入日常、贴近大众、可感可触。邓州的这几张文化名片，各有底蕴，要让它们活起来，关键是打破“文化只在景点、只在典籍”的壁垒，把它们从“景点”融入“日常”，从“被讲述”变成“被体验”。 我提三个具体的方向：

第一，把故事讲进生活里。花洲书院不能只让人进去看一圈房子和石碑，要让人知道当年的范仲淹为什么能写出“先忧后乐”。我们可以培养一批“故事讲解员”——不只是导游，而是请当地的老先生、退休教师，甚至中小学生，来讲邓州的故事。医圣故里也一样，不要只讲《伤寒论》里的方子，要讲张圣人怎么翻山越岭采药、怎么在瘟疫中救人，这些故事老百姓爱听，也记得住。

第二，以节气和节日来承载。比如每年春天，可以在花洲书院办“忧乐文化节”——不只是诵读《岳阳楼记》，还可以组织诗词飞花令、青少年辩论赛。仲景诞辰的时候，可以办“中医生活日”，请老中医免费义诊，教大家做药膳、认草药，让中医文化从书本走进厨房、走进田间地头。“编外雷锋团”的文化也可以转化为“邻里互助日”，鼓励每个社区、每个村子开展实实在在的互帮互助活动。

第三，用年轻人的方式“翻译”传统文化。比如开发一套“邓州文化研学路线”，让中小学生走一遍花洲书院—医圣故里—邓州编外雷锋团展览馆的路线，不是走马观花，而是带着任务——画一幅画、写一篇日记、做一次小小讲解员。还可以制作短视频、做文创，比如把范仲淹的名句印在邓州的特产包装上，把张仲景的卡通形象用在文具和公交卡上。文化要“活”，就得先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说到底，“流动”的意思是：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每天和你一起赶集、吃饭、上学、过日子。当一个人走在邓州街头，随口就能讲一段花洲书院的典故、随手就能指认一株草药、随时愿意帮邻居一把——那时候，文化就真正活了。

记   者：您一直在通过讲座、公益分享等方式反哺家乡。未来在这方面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或想法？

程韬光：感谢您的关注。我确实一直在想，除了回来做几场讲座，我还能为邓州做些什么更持续、更实在的事。未来我有几个初步的想法：

一是设立一个“邓州少年文脉计划”。我打算联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邓州本地教育部门，把邓州本土文化课程带进校园。每年暑假带一批大学生志愿者回到邓州，在花洲书院开设免费的“传统文化夏令营”，面向乡村的中小学生。内容不搞枯燥的背诵，而是带着孩子们读诗、写文、演话剧、画家乡。我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故乡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你脚下的这片土地，名人辈出，你也一样可以。

二是协助整理和出版邓州地方文献。邓州历史上有很多文人笔记、家族谱牒、民间传说，散落在各处，面临失传的危险。我希望能组织一批学者和志愿者，系统性地收集、整理、数字化这些材料，并争取出版一套《邓州文化记忆丛书》。这件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但可以牵线搭桥，联系高校和地方文史专家一起做。

三是推动“名家进邓州”系列文化沙龙。我在全国文艺界、学术界有一些朋友，我想每年邀请两到三位作家、学者、艺术家来邓州，在花洲书院或校园里开讲，主题可以很开放——从唐诗宋词到中医养生，从乡村振兴到人工智能。目的只有一个：让邓州的孩子们能听到来自更广阔世界的声音，但同时又觉得这些声音和故乡并不遥远。

记   者：说到文脉传承，您对家乡的后辈有什么样的期许？

程韬光：我想对邓州的孩子们说：“无论你将来走到哪里，都别忘了脚下的这片土地——它出过医圣，出过忧乐天下的名臣，也出过当代大作家、大书法家；它经历过洪水，也养育了无数不服输的人。你不需要急着去远方寻找光芒，先在自己心里点亮一盏灯，然后你会发现——你就是家乡未来的光。” 唯愿邓州少年，承故土文脉，立忧乐之心，以文润心，以行致远，做家乡文脉的传承者，新时代的追梦人！

                                                                                                                                                                  

 编后：一位家乡文脉的传承者，犹如一盏明灯，展示了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胸襟，凸显了张仲景“勤求古训”的执着，恰是邓州人骨子里的韧劲与热望。它不靠外求，而生于每一次对故土风物的凝望、每一页泛黄书卷的摩挲、每一回跌倒又爬起的倔强。当少年们把乡音化作诗行，将麦田写成散文，用代码解码汉桑城的年轮——文脉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血脉里奔涌的急流。（中华大学语文网——珍珠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