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迎春第二“演”
继莲花山元旦联欢会之后的第十二天，受约参加阳光科创迎春第二“演”。
舞台的灯光是温吞的橘黄色，软软地泼下来，将一切都罩在了一层薄薄的、梦似的暖晕里。报幕的声响早已沉入幕后那片更深的静默中去了，此刻立在光晕中央的，是抱着二胡的老先生和他教的学生们登场。他身后错落着吹笛的，按着口琴的，还有一位扶着那银色电吹管的，都静着，像一组尚未被风拂动的铜风铃。空气里浮着些微的、新漆木器与丝弦特有的气味，混着台下隐约的观众呼吸，酿成一种等待的、近乎虔诚的微醺。
蓦地，那老先生的下巴微微一沉，金黄色的弓，便推上了弦。不是一上来就泼洒的浓烈，那二胡的声音，是“抽”出来的。仿佛从极深的岁月井里，汲上一缕湿润的、颤巍巍的泉。初时是游丝，怯怯地探着路，在空廓的台上，在众人的耳廓边，蛇一样地蜿蜒，凉凉地贴着你。紧接着，笛声加了进来，是清亮的、带着山野晨露气的竹音，像是给那缕游丝镀上了一层薄薄的、会发光的边。这时，口琴的莹润便铺开了，它不像二胡那样往你心里钻，也不像笛子那样朝高远处飞，它只是平铺着，一层又一层，像月光下新研的墨，匀匀的，托住了前两者所有的幽微与清越。然后，那奇异的电吹管声起了，它模拟着某种醇厚的人声，带一点恰到好处的、金属的沙哑，将这所有的丝、竹、簧片，奇妙地“粘合”了起来。
我所在的天璟民乐队合奏的是《最美的歌儿献给妈妈》。旋律是熟稔的，温情得像一碗捧在手心里正正好的糖水。可今夜听来，那糖水的底下，却沉着一些别的、更粗粝的沙砾。二胡的弦一抖，那沙砾便硌着我的心了。我忽然觉得，这献给“妈妈”的歌，在我听来，却有了两重的影像，叠在昏黄的灯光里，分不开。
分不开的一重影，是我那住在时光那头、生身的母亲。二胡呜咽处，我看见的不是舞台，是江南那个总也晾不干的黄梅雨季。天井的青苔滑得发黑，我发着烧，额上贴着母亲用井水浸凉的毛巾。她坐在床沿，手里补着我的袜子，针脚细密，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我永远记不真切的小曲。屋瓦上的雨声时紧时疏，像天地间一张无尽的筛子，将白昼筛成昏暗的黄昏。她哼着哼着，声音渐渐低下去，头也一点一点地，手里的针却还下意识地动着。那时我混沌的心里，并不懂什么叫辛劳，只觉得那雨声和她的哼声，织成了一张网，将我密密的、妥妥地罩在里面，任外面世界如何潮湿阴冷，这张网里是干燥的，暖的。这记忆没有形状，只有雨的气味，药的微苦，和她指尖偶尔触到我脸颊时，那一点粗粝的、属于劳作的温热。二胡的弦，大约就是那雨丝，就是她哼歌时气息的颤抖罢。
分不开的第二重影，呈现台上的曲调，由缠绵转入了一种开阔的、颂歌式的明亮。笛声清越地拔起，像一只穿云而过的燕子。那“妈妈”的第二重影，便在这光芒里清晰地显形了。那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名号，一个象征，一片无垠的、哺育了无数生命的土地——是党。这联想对我而言，毫不空洞。我念书时，家贫，是靠着“希望工程”那双看不见的、温暖的大手，将我几乎要坠入田间泥土里的命运，轻轻托起，放回了课桌前。那助学金的数额，如今看来是微薄的，可那时，它是一道光，照亮了我父亲紧锁的眉头，和母亲偷偷抹泪的角落。后来，我工作了，我看见另一种“母亲”的容颜。是焦裕禄似的、面孔黝黑的党员干部，带着满身尘土，在炸山的硝烟里，硬生生从绝壁上抠出一条能让孩子们走出去的路。路通那天，没有锣鼓，只有一山沉默的、嶙峋的石头，和那些汉子们眼中闪烁的、孩子般的泪光。他们不说话，可那晨风猎猎，仿佛就是一首无言的、献给大地的颂歌。这重“母亲”的恩，不是床沿的哼唱，而是磅礴的、改天换地的哺育；她的关怀，不是一只手的抚摸，而是将整个时代的春天，推到你的窗前。
电吹管那浑厚如诉的音响，将我的思绪从遥远的水乡拉回。此刻，台上所有的乐器仿佛都找到了最终的归宿，不再各自诉说，而是水乳交融地汇成了一条宽广的、温暖的河。口琴声是那河面上跳跃的、金色的阳光；二胡是河底沉稳而深邃的潜流，载着所有过往的泥沙与故事；笛声是河岸上扑面而来的、带着草叶清香的风；而电吹管，便是那推动着整条河流不息向前的、浑厚的脉动。它们和谐地鸣响着，将那两重“妈妈”的影像，奇特地、天衣无缝地叠合在了一起——一个是给我生命、教我温柔的源头，一个是给我道路、铸我脊梁的洪流。
一曲终了。余音像最后一缕香，在凝滞的空气里，袅袅地，不肯散去。台上的人，微微颔首；台下的人，仍浸在那一片由声音酿造的、复杂的宁静里，忘了鼓掌。我悄悄别过脸，用手指极快地从眼角拭过。那一点湿意，是热的，不知是为我那在梅雨里老去的母亲，还是为那在群山中开辟春天的、更伟大的母亲，或许，兼而有之罢。
丙午年的第二场演，历经两个小时，歌与舞的华彩，非洲舞的铿锵等,我竟都记不真切了。唯有这一阕民乐，这几件朴素的乐器，将“妈妈”这两个字，从此在我心里，奏成了复调的和鸣，再也分不开了。
丙午元月十三日